我会注意到很多细节。就说凯文咖啡馆吧，我从1999年开始就常来这家咖啡馆，那时，老板的女儿刚出生，他给我看他钱包里小宝宝的照片，我很喜欢看男人钱包里的照片。过了一阵子，他给我看女儿满月了;又过了一阵子，他给我看女儿上幼儿园了……，前两天他给我看女儿打网球已经进了全国36强了。哎呀，这不就是一个电视剧人物嘛，在这个剧里，有个人物他永远是给你看钱包里照片的。这些细节，它们会不知不觉进入到我生命中来。在一个戏里，这就是一个色彩。这些东西不是一天得来的，是慢慢、慢慢积累的，一个成熟的编剧，她需要岁月的沉淀。我的状态可能永远像一台摄影机，永远是开机状态，我的人、思想、情感和灵感，永远开机。别人给我的信息我都觉得是有意思的，都会储存下来。

我在安徽曾有一个战友，几年前一次聚会时，他说，“我呀，我给别人当过儿子。”我忙问：“你怎么会给别人当儿子?”他说：“我们家邻居有个孩子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上小学时我们约好一起去游泳，我爸不让去，把我反锁在家，结果那个孩子游泳死了。后来邻居找来了，请求我们家每年给我拍张照片，给他们安徽的奶奶寄去，说奶奶年纪也大了，也没几年好活了。大概有五年左右，我每年照一张相片，寄给邻居家的安徽奶奶。”听完他这段故事，我激动得要命，我拉着他说：“太谢谢你啦，我剧中的人物余味就缺这一段。”确实，女人听到这段，都会很感动，你想这是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当孙子啊。后来我创作《媳妇的美好时代》时，用了这段，不过我写的是奶奶现在还活着，她其实什么都明白。到结尾的时候，她拉着毛豆豆的手说：“我看过现实中的变戏法儿”。这个情节很多观众喜欢，想流泪，但它不是编的，真的是来自生活。我那个战友看了这个电视剧后，给我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，他说他没想到他的故事能够上了荧屏，他突然觉得自己好高大。

还有一个情节来自我曾做的法律节目《社会方圆》，那个案子是负面的。家人为了争遗产和父亲的续弦闹翻了。这个情节我后来写进了《媳妇的美好时代》里，变成了曹心梅的一段故事，曹心梅嫁给余味的爸爸，可最后老头死了还不愿意跟她葬在一起，这多让人伤心啊。后来，余味爸爸发了话，说把骨灰撒向大海。

有意思的是，这个戏播出后在现实中引起一些波澜。我有个朋友，他跟老婆非常恩爱，可后来很不幸老婆死了，过了几年他再婚了。他现任老婆看了这个戏，就非逼他去做公证，说死了两人要葬在一起。我那个朋友说：“都是你那个电视剧害的我，没你那个剧，就没我这档子事。”我听说现在很多再婚的老年人都去公证，说死后要跟谁葬在一起。

我觉得我应该更接地气，我一直告诉自己，一定要把身段放得低一些，沉下去，再沉下去。这样才能与观众同悲同喜。

7. 一部耗费了如此多心血的戏，肯定希望能找到好的合作伙伴——好导演、好制片、好演员，在这方面您是如何把握的呢?

我要找那种能和我一起激动的合作伙伴，这样的人才能共同把这个戏打造好。《媳妇的美好时代》这部戏是断断续续写的，其间片约非常多，很多人出高价买，但我真的很沉得住气，写到27集都没跟任何人签。我太爱这个剧了，我知道它每一集的包袱点在哪里。

后来我就遇到一个想与我合作的人，他没给我任何承诺，但我凭我的第六感，我相信他能做好这个剧。我记得当时他问我片名叫什么，我说叫《媳妇的美好时代》，他的脸哗地一下就红了，我看得出那是激动的，后来我才知道他有高血压。

果真，《媳妇的美好时代》这部戏开创了中国电视剧写家长里短的喜剧新时代。这部戏之后，荧屏上猛刮“美好之风”。这部戏已经输到非洲肯尼亚了，观众反响热烈。广电总局有一个输出国外的精品工程，这是第一个作品。广电总局为什么要输出去，因为它反映了中国老百姓当下的生活。非洲那边有四个演员配音，配成斯瓦希里语，搞笑死了。这个剧在日本得了大奖，在日本播出时要先译配成日语版，结果有500个“毛豆豆”来应聘配音角色。它在韩国也得了大奖。在台湾播，收视率也拿到第一。应该说这部戏国内外所有的大奖基本上没落下。这之前，没有一部家庭伦理剧能横扫一切奖项的。我从去年6月份拿白玉兰奖，一直拿到今年飞天奖(最佳电视剧，最佳编剧，最佳女演员)。金鹰奖，华鼎奖，中国原创文学奖，全国十佳编剧，香港彩虹奖，都是大奖，中国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得那么多奖，我也很感恩的，只能说遇上了好时代。

8. 剧作家罗伯特·麦基还说“描述阴暗面能使你变的更加可信”，您如何看这句话?您是如何通过描述美好让自己变得更加可信的?

的确，有人说我把人和人生写得过于美好了，因为我的剧里没有坏人。可是，如果我们连美好都怀疑的话，那我们还怎么生活?描述美好，不是让我自己变得更加可信、更加美好，而是让别人觉得生活还有可以相信的地方。记得《媳妇的美好时代》播出后，很多女孩跟我说“我要做毛豆豆，我要去嫁人。”就像近期播出的《双城生活》，很多女孩看了都说要去找个上海婆婆，因为她会教我怎么喝咖啡。

我特别喜欢叶芝的一句话：“当我的梦想落下来的时候，请你不要把它踩碎，因为那是我的梦想。”这句话特别符合一个小人物的理想，就像那首歌里唱的，野百合也有春天。我即使是个打工者，我也有我的梦想。我写过一部《我的美丽人生》，也是老百姓的故事，两代人——打工的小姑娘和打工的老保姆，我想通过她们来辐射这个城市的一些东西——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感觉。她们虽然有委屈，很难，但捱过来之后，还是有光明，有希望。我希望观众看了这些家长里短的电视剧，能感到一些温暖。其实，所有写剧的人在写的时候，都会怀着一份社会责任感的。

9. 现在有些电视剧有创作团队，编剧们流水线作业，您今后会采用这种方式吗?

我从来都是自己写，我自己要写。很多导演之所以爱拍我的剧本，正是因为他们知道，我的戏一定是我自己从头写到尾的，而且所有的细节来自生活。其实，发现自己喜欢的题材，做足准备，写戏是一件非常有乐趣的事。而且每个人讲话都有自己的语速和节奏，请另外的人写，可能就不是这个语速和节奏，这样的剧本，导演一看就知道不是一个人写的。

10. 说到《双城生活》，这部戏最近反响也很大，也是频频获奖，当初怎么会想到这样一个题材呢?

这个戏最先并不在我的创作计划中，很多素材都是汇拢来的，是水到渠成。在写这个戏的时候，我已经开始在北京上海之间不停地飞了。我的创作班底和合作伙伴都在北京。那时最多一个星期要飞两个来回，我本人过的就是“双城生活”。

飞行过程有时很闷的，我就跟空姐聊天，很多空姐都认识我，她们也愿意跟我聊，而机舱里有特别多的素材。比如她们会跟我说：“喏，那个女孩，是想钓大款的，每次都来坐头等舱。她去搭讪的那个男的，她以为是大款?那是某珠宝公司的保安，是送珠宝的。”

后来我跟很多朋友聊有关北京上海两地的话题，我发现每个人都能说上一大篇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北京人和上海人“死掐”的样子很好玩儿。比如，一个上海人跟我讲，说最受不了有些北京人跟你套近乎，一上来就跟你说“咱妈好吗?咱儿子好吗?”上海人会想“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?我妈就是我妈，我儿子就是我儿子，什么咱妈咱儿子?”

这个就是南北文化差异啊。

我去北京也会觉得北京人是粗放，出租车总是那么脏。空气永远那么干，根本找不到24小时便利店的。在北京的时候，就想着上海的好;在上海的时候，又想着北京的好。慢慢灵感就来了，我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，反正越想越激动。加上当时很多采访的素材又特别好，就想写。现在异地恋特别多，这认为这会成为一个话题。比如，我有个朋友有一次就从包里拿出温度计，说她过的是双城生活，她要去怀孕，后来这个素材就被我用到剧中郝京妮身上了。

这部戏我写了一年，写得很顺，几乎是一气呵成。写到结尾的时候，我正好在英国。一开始我住在大英博物馆边上，住了几天，我一个朋友邀请我去她家过节，她说住到我们家吧，看看我们这里的乡下。然后我就去她家了，跟她聊起了《双城生活》，她说你既然在写这个戏，又叫《双城生活》，你为什么不去看看狄更斯的博物馆?我心想，是啊，应该去啊。于是我就买了火车票又进城了，那天到伦敦已经很晚了，我找来找去，终于找到了狄更斯的博物馆，弄了半天就在我起先住的酒店后面，我差点错过了!我赶紧进去参观。进去没多久我就不停地收到短信，这时候中国已迈入新年，我在伦敦因为时差还没到新年。我当时激动得不得了，别人在中国过新年，但我比别人还多了6个小时。我等于过了两个新年。我当时就一直站在那里，非常感动，那一刻我得到很多灵感。那是一种很美妙的感觉，说不上来，只能意会。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种感应，我觉得我一定能写好这部戏。在那个辞旧迎新的时刻，我深深感到写戏是我的命运，我天生就该写作，所以要更加努力，写好的作品啊。